Rye

我从地狱来,到天堂去,正路过人间

[胖獒]有蝴蝶的那一天

不懂就问:

*这是一个生日礼物,虽然非常寡淡无趣,但祝您开心。
*有人喜欢《快乐影子之舞》吗?


后来我们都见到了蝴蝶。


那本是个平平无奇的周五,九月份的阳光是半透明的金黄。风和日丽,这是个我小学时写秋游作文经常使用的词语。


随后我会写,我们去了植物园。我和我的朋友们曾热切地期待那一天,在前一天的夜晚用膨化食品塞满书包;我们把脸尽可能近地贴到玻璃窗上,好看清蝴蝶翅膀的花纹或者是一支很安静在盛放的花,金属铭牌上会用中英标明它来自几千公里外的某个大洲。玻璃房外的雨下个不停,不过那不足以影响我的心情。我会和朋友们肩碰着肩坐在台阶上,从小书包里源源不断地掏出零食,每个人能带的东西大同小异,堆在一起,怎么也解决不掉。


后来我们都遇见了蝴蝶,除了樊振东。樊振东是我初中兼高中的同学,我的一位朋友。我们在十一二岁的年纪遇到,植物园已经不再是令人热切盼望的目的地。我们没有一起看过蝴蝶,那一天也是如此。


初中部与高中部原本仅隔着一个草坪,我们共用一个操场和食堂,还有雨后青草的芬芳。含着沙粒的午饭和昏天黑地的考试都不曾让我们失望,正因为我们很年轻,在故事的最后我还要说,幸好我们很年轻。


初三时,我曾和樊振东做过一年同桌。我们的交情不浅不深。他为人很好,我在他入团申请书的同学点评一栏上写过这句话,用在开头。


黑墨水晕开得很快,我甩甩笔,再用笔帽抵着下巴,死命地想还有什么好写。我的作文从没有超过及格线,尽管我的视力是因为夜里沉迷小说而直线下降。他凑过来看,豪情万丈地拍拍我的肩,“没事儿,你随便写。”他又一次赦免并谅解了我。


他为人很好,还喜欢笑。入学时站在讲台上自我介绍,用一张胖胖的小脸和可爱的语气起码在我们班三分之二的同学中被划入了可交际的范畴,再用无可挑剔的成绩征服了另外的三分之一。男生里先管他叫小胖,渐渐成了一个大家都认可的代称。


小胖,打球去!
他们站在教室门口喊他,眉毛上都挂着汗,亮晶晶的。背上一大片深色的汗渍。
他说,好呀。
就合上教辅书,拧起笔盖,放回笔袋里。他的课外练习大多写掉了一大半,黑色中性笔的笔记密密麻麻。他的教辅书堆在书桌上、窗台上也放了几本。初三一年才刚刚开始,他就勤奋得过分。


大家要向樊振东同学多学习学习。我们的班主任吴老师手里拿着一沓试卷报完分数时,总是要额外加上那么一句。这话他已讲了三年,今年开始更加频繁。


只有我知道为什么。


我是说,大家都以为他是要考上高中部才努力学习,开学时,他填的目标就是那个,大家都知道。但没人嫉妒或者质疑他。当一个人离你一步之遥的时候你会这么做的,但如果他足够耀眼,足够有力量,你能做的只有仰望。


只有我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小胖也有仰望的人。


从窗口望过去,我的朋友已经跑下楼,到了操场。草坪新修剪过,齐齐整整。中午吃过饭,有些男孩子会去踢球或者打打篮球。十几分钟的休闲算不上什么,班主任并不严令制止。


看小胖踢球实在是件刺激的事。他圆圆的脸和暴力美学的球风形成强烈的反差。我们笑称他是暴力输出,他抬手一抹汗,脸上明明是可爱的笑容,却用忧郁的语气说,我是胖胖的罗纳尔多。


我后来知道,我的朋友仰望的对象,也是个十成十的暴力DPS。


开学后不久,一节物理课上,他冷不丁戳戳我手肘,给我看卷子上一行字。


小胖问,你知道张继科吗?
好像在哪儿听过。


其实不止听过。新换的物理老师曾带过一届张继科,于是我们每节物理课、每次平均分差强人意的时候都得聆听一遍学长的丰功伟绩。按传说,此君全科皆佳,尤擅竞赛。现在正在高中部念高三,有望成为时隔十二年后我校第一个北上的优秀毕业生。


穿蓝鞋那个。小胖把半边身子捱近窗台,给我让出一个完整的视角。我贴近窗口看,立即知道那是谁了。我们学校初高中部加起来一两千人,但凡对那片绿茵场怀抱点梦想的恐怕都熟悉那个身影。这大热天都有三三两两的女孩子站在旁边看,捂着半张脸笑。


我的朋友认识张继科,要比我们都要早得多。


在十二岁那年的五月份。春天快要过去,轻得像一个梦,从不惊动什么。夏天则快得像阵风,掠过年少的天际,扣响了门,带着见面礼。樊振东在一个周六参加了一场竞赛,古诗文,本不该他一个擅长理科的人去,只是班主任反复翻了两三遍名单,没找出比他更合适的人。草木的芬芳在开窗的时候送进来,他深吸了一口,说好的,老师。


那芬芳有点近乎迷幻,桌上的手表嘀嗒响了,是某种齿轮卡合的声音。


卷子写到一半的时候,我们的小胖叹了口气,翻过填空题的空白去做下一篇诗歌鉴赏。下一刻同桌高中的男孩子停了停笔,伸手去拿他的试题卷。樊振东心一跳,目光紧跟着去看,那个人只留给他一个侧脸,翻着卷子,再丟回给他时给他补了道题。那是他空着的。白居易和元稹做了什么?他还没有上到那儿,他还这么小,年纪轻轻,没读过忽忆故人愿为云雨或是唯梦闲人不梦君,这本不算什么罪过。可他盯着看黑色墨水写着的字,新乐府。他早该知道的,不是吗?


铃响的时候,他先是去看对方参赛证上的姓名,挺好听,叫张继科。他正默背几遍要去搭话,至少要说点什么,谢谢或者别的,都好。再不济也要对他笑一笑吧。张继科单手把包撂到肩上,这就走了。


那之后小胖填了几张申请表,面试笔试好几回,成功把自己丢进了初中部的大门,现在还准备再把自己丢到隔壁高中部去。


我没理解这段故事,和他大眼瞪小眼好半天。没好意思教育他说小胖你这么乖的孩子怎么可以作弊呢,可能是眼神出卖了我,他没说话,拧开笔帽继续写卷子。


到了四月中旬。太阳直射点北移,昼愈长夜愈短,日头高高挂起走得四平八稳,头顶电风扇一圈一圈解不了多少热。


那段时间我的同桌成绩开始起伏不定,班主任来找过他几回,谈自招名额,是邻区的高中,也很不错。他终于没答应,回来写题的时候脸上难得有点焦躁。下一节物理课我们又得知张继科偶然失手,丢了一次重要的竞赛。


小胖忘了关窗了,我想提醒他。但风吹进雨点儿,他也没管。


再之后我们没能在球场上再看见张继科;午休时间踢一场球也是不被允许的了。


五月份保送的消息传来,是十二年难得一遇的好消息。我上楼时看见物理老师搭着樊振东的肩,和他说,不要害怕前路,奇迹就在你面前。


我的朋友点点头,笑了,我知道。


我是在那一刻才理解他。


话说回来,遇见蝴蝶的那个下午我们做了什么?我记得下午一点钟我们被安排坐进礼堂,听往届的毕业生带来的讲座。这些人只比我们多长了几圈年轮,也是新生的太阳,但要给我们描绘一个他们将要看到的光明前程,劝慰一段可能迷雾重重的路。


张继科登台的时候,我的朋友眼睛亮了。离下课还剩五分钟的时候,话筒传到了他的手里。主持人说,最后一个问题。


我认识你。他慢慢地说,我从三年前就认识你了。


底下嘈杂的嬉闹停了,人们回过头去看他。张继科也偏头看他,很认真地将他打量了一遍。


我要说,这是一个好开头,该要出现在茨威格的小说里。女人给作家写信,我曾赤脚踏过你的一生。


我在隔壁初中念书,中午的时候经常看见你踢球。小胖说,我还知道那时你有一个女朋友。


底下笑声一片,连主持人也笑着去看他。十六七的高中生们给他鼓掌,拍手拍得乱七八糟。


是这么一回儿事吗?我的朋友知道的事情当然远不止这些。三年间他能知道的太多,就越来越知道那是怎样温柔的光明。仅仅是这么一回事儿吗?他没说三年前的某个夏天,也没说一年前的某个雨夜。


生命里有那么种感情压得他发慌,他没说;也许确实是长大了。


《献给爱丽丝》响起来的时候,同学推搡着退场的时候,他也没问出那个问题。


我们是在下午一点半遇见蝴蝶的,其实只有四五只而已。女孩子在走回去的路上蓦然爆发出一阵骚动,于是我们都看到,蓝绿相间的蝴蝶从花丛里飞起来,比风更自由,比生和死都辽阔。


它们应该有个美丽的名字。它们会来自哪里?也许远隔重洋,有一个同伴扇动了一只翅膀。然后我们就相遇了。


我回头想叫我的朋友来看,来看我们平平淡淡高中生涯里的第一个奇迹。但是他不在人群里。


他在哪里?


我的朋友站在校门口,对着他的少年的背影,安静又忧伤地笑起来。


我不该为他惋惜了:早在多年前他就遇见了一个奇迹。


蝴蝶盘旋上升着飞向更远处,秋天的风声呼啸着越来越大,我听见众树歌唱,和生命寥落的回声。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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